蔣廷黻，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縣一個中等農家。幼年讀私塾，接受舊式教育。10歲人長沙明德小學，次年改人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(chuàng)辦的益智學堂，開始學習英文。1912年，適值辛亥革命爆發(fā)，蔣廷黻只身留美，先是人密蘇里州派克學堂接受中等教育，3年畢業(yè)，轉學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主修歷史，獲文學學士學位。之后，他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征赴法國為華工服務。1919年夏，復返美人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專攻歷史。當時該校歷史系人才鼎盛，教授都是第一流學者，最露頭角的是海斯教授，蔣廷黻跟從其研究，1923年獲博士學位。

　　同年，蔣廷黻回國擔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，后任歷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，講授過西史大綱、歐洲近代史、法蘭西革命史、歐洲勢力擴充史等課程并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。1929年，轉人清華大學任歷史系主任，1935年，出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長，1936—1938年，奉派駐蘇俄大使。1944年，出任聯(lián)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署長。1947年，任國民黨駐聯(lián)合國常任代表。1957年，當選國民黨中央研究院人文

　　組院士。1961年冬，任國民黨駐美大使。1965年退休，同年，歿于美國紐約市。

　　從南開到清華，蔣廷黻度過了11年的教書生涯。治學時間雖不長，但在學術界的影響較深，被譽為“一代學人”、“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。

　　早年對史學的貢獻

　　二十年代，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。蔣廷黻任教于南開之后，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，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，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。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，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。

　　現(xiàn)代歷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資料，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，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，還是十分陌生的。在采用這一方法上，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。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，指出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，要以事 實為基礎;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(guī)律，規(guī)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人手。他自己身體力行，為搜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在南開，為了搜尋史料線索，他想方設

　　法地聯(lián)絡各方鑒定家、收藏家，頻繁地訪親問友。為了掌握李鴻章1896年至1900年期間從事外交活動的史料，他走訪了許多李鴻章的舊部，或助手，或秘書，一有機會就把話題引到資料的搜集上。

　　經過多年努力，他終于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，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，并以西方現(xiàn) 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《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》，為日后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。

　　蔣廷黻在傳播現(xiàn)代研究方法的同時，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。在南開，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，本著客觀的態(tài)度解釋史實。1928年，他在介紹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《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》譯文的前記中，特別強調要借鑒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，多聽聽旁觀者的話。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，他也指出：“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，多則牽連數(shù)十國”，因此，“研究外交者必須搜集凡有關系的各方面的材料。根據(jù)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于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”。(《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》上卷序言)。

　　根據(jù)上述觀點，蔣廷黻撰寫了許多專題論文，不僅對比參證中外各方史料，并且折衷中外各種不同的見解而得出“兼聽則明”的結論，從而跳出了中國傳統(tǒng)的“虛驕”史證的舊套子。他不傾向于在中國外交史上大罵外國人，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，而是他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，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，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，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。從這個觀點出發(fā)，他的外交史研